维持秩序的管理与推进变革的领导(一)
管理与领导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二者运用混乱的状况。随着现代管理学与领导科学的纵深发展,出现了某种将管理与领导看作独立体系加以研究的学术倾向,一般认为管理的功能是维持秩序,而领导的功能是推进变革。这一功能差异使管理与领导存在着尖锐冲突,但对现代组织来说,管理与领导都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二者的有效合作。中国当代行政组织运行最重要的特征是非规范化,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应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行政工作的重点。
领导与管理现象自古即有,不过“管理”一词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领导”。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领导”与“管理”是合二为一使用的。现代管理学在本世纪初兴起,当时一部分管理史学家在进行探本溯源的研究工作时,很自然地将某些历史记载当作萌芽时期的管理思想。同样,在其后异军突起的领导科学也毫不客气地将管理学家已然划定的势力范围视作囊中之物。这一历史事实沿袭下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二者使用的混乱现状。在我国亦存在这种现象,例如:马克思曾有一段论述:“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笔者发现大多数的管理学者和领导科学学者都曾从自己学科角度援引并加以延伸。本文无意在此裁断马克思这句话是暗指管理还是领导,只想阐明在理论界确实存在二者界限模糊这一事实。中山大学的王乐夫教授较早意识到这一现象,并撰文对管理与领导的概念差异进行了逻辑分析,王教授运用同一律对“管理是领导”“领导是管理”“管理就是决策”“领导就是决策”等论断进行了学理分析,他指出之所以会存在这些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其原因在于学者们分别摘取了“管理”“领导”“决策”不同层次的意义,然后对号入座。据此王教授就这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从广义或外延层次看,领导与管理二者具有相等性;从狭义角度看,两者有本质差别,领导就是决策,管理就是对决策的执行;从二者广义和狭义的混合关系看,领导是高层次的管理,管理是低层次的领导。”无可置疑,对“领导”与“管理”的基础概念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能廓清我们的认识。但仅仅从“领导”与“管理”的内涵对比中得出的二者或包容或交叉的结论过于笼统。而且随着知识存量的大幅增长,现代管理学与领导科学不断向纵深发展,并出现了某种将“管理”与“领导”看作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加以研究的重大学术倾向。同时科技的高速发展使现代组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因为先进的科技(尤其是先进的通讯技术)既消解了时空对组织交流与扩展的障碍,同时也使组织丧失了时空这一天然的保护层。这种理论发展的趋势与现代组织的生存要求相结合引起了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对“领导”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正因为如此,对“领导”与“管理”作更具体的研究是必要的。那么应该如何看待领导与管理的差异?在现代组织中二者的地位如何?以及怎样正确处理管理与领导的关系呢?这些问题是本文以下要探讨的。
管理的功能是维持秩序,领导的功能是推进变革:目前人们所说的管理主要是近100年来的东西,它是伴随着20世纪最为重大的发展之一——大批复杂企业组织的出现应运而生的,换句话说,现代管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主要是为消除企业组织运作中经常出现的无序状态提供技术支持。现代管理学的先驱泰勒、法约尔等苦心孤诣地总结出大量的管理原则与管理技术,试图通过标准工作程序的应用带来特定的企业秩序。标准工作程序由于预先规定了应该作出哪些反应,从而简化了从事一项业务工作所要求的技术,这样可使质量和一致性两项难题得以解决。“就保证大规模的合理工作成绩而论,标准的工作程序功不可没,它们使普通员工能够按部就班地完成不平凡的业绩。”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领导与管理学专家约翰·科特教授将管理的过程与方法(标准工作程序)概括为如下三点:“(a)计划和预算——为未来,特别是为下一个目标或下一年设立目标,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详细步骤,包括日程安排和指导方针,并为完成计划进行资源分配。(b)企业组织和人员配备——为完成计划要求确立一套企业组织体系和工作安排,为这些工作配备称职的人员,将计划告知这些人员,并且由这些人员来负责执行计划,建立监测体系,监督执行情况。(c)控制和解决问题——对计划执行结果通过报告、会议等方式正式或非正式地进行监控,找出偏差点,也常叫做‘问题’、然后制定计划并组织力量解决问题。”标准工作程序是由企业的管理者(经理、各级主管)严格履行的,事实上他们在进企业组织之前是追求新奇;在可预测的可能性之间选择方案,而不是创造可能性;面对不确定的异常情况,不能随意扩大自己的自行决定权。(事实上,企业很少为异常情况预先规定解决办法)他们信奉的组织理念使他们缺少创造新的管理模式的诱因。
这种“管理主义”的风气还蔓延到了公共部门——主要是行政组织。早期的行政管理学家深受企业管理学派的影响,企业组织的管理制度经由他们而移植到了行政机关,例如韦伯的官僚制,巴纳德的组织理论都带有深深的企业管理烙印,同时,高效的行政效率成为行政组织追求的主要目标以及成为衡量行政官员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准。和企业的管理者一样,行政管僚被要求遵循严格的行政程序,对他们来说,经常变革所管辖的部门以增加活力离他们相当遥远,这些不过是政治家干的事,他们只希望自己成为行政管理技术专家,维护行政原则,做一名“循吏”。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企业组织还是在行政组织中,管理总是与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功能就是维持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