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秩序的管理与推进变革的领导（三）
那么有没有将二者揉合在一块的可能性呢?或者更具体地说应该如何确定“管理”与“领导”的相对权重呢?我们认为：
(1)“领导”自身永远不可能使一项活动年复一年地按照预算保持运作，而“管理”本身也无法创造出重大改革。如果管理与有效领导相结合，它将能创造出更加有序的改革过程；同样，有效领导与高效管理相结合，将有助于开拓视野，打开新局面，创造出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能使混乱的局面得以控制。一个企业组织要发展，不仅必须持续满足顾客、股东和其他人的目前需要，还必须确定并适应这些主要对象随时间不断变化的需求。因此，它不仅必须以令人满意的、系统的、合理的方式来计划、预算和配备人员，并控制和解决问题以实现预期的目标，而且还必须确定一个合适的未来发展方向，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并激励雇员进行变革。因此组织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应该合二为一，管理者必须也是领导者，他不仅要深谙管理技巧，还必须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卓越的领导风范。
(2)在相对稳定和繁荣时期，有限的领导与强劲的管理相结合似乎使组织运转良好，而在混乱时期，有力的领导伴随着某种有限的管理可能符合组织运转的要求。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是“战争时代的领导”“和平时期的管理”，因为在战争时期，要求军队各层都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而在和平时期，只要上下各级具有良好的行政和管理制度，再加以最上层的良好的领导就能生存。但该如何界定“强劲的”“有限的”?以及我们依赖什么标准来断定该采取“强劲的领导，有限的管理”还是“强劲的管理”“有限的领导呢”?这要求现代组织满足以下条件：(a)有较高的敏感度，能经常对关系组织生存与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量进行较理性的分析，以确定“领导”与“管理”的相对程度。(b)有一套良好的内部评估机制，能比较客观地鉴定两种“领导——管理”模式的运行效率与效益。(c)有一种良性的、规范的转换机制，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两种模式转换时带来的组织成本与外部成本。
(3)如何处理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中的“领导”与“管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一直存在“重领导”“轻管理”的倾向，反映到行政系统中，这种倾向成为一种沉淀于行政体系中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直到今天这种行政文化的生命力依然旺盛，以致在其指导下的当代中国行政机关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仍然是非规范化(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尤其严重)，“虽然，它已经是一套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组织，但它却未能像真正规范化的“韦伯式”行政组织那样运行，分工不明确，职能不确定，经常无规则反复变化，例如中央地方的分工问题就是如此；工作程序化低，随意性大，尤其是长官意志作用明显，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行政程序法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依法行政很难实现；公务员的行为约束规则不健全，缺少可操作性，容易产生腐败机会。可以说，中国行政管理效率低下的境况一直没有多大改善，而“寻租”问题越来越严重的现实与这一偏重领导、忽视管理的文化倾向存在着莫大关系。但正当我们对此忧心忡忡，恨不能一夜之间改变这种局面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一股以欧美、澳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起点，逐渐波及工业化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政府的行政改革直接以市场化、分权化、社区化为取向，并提出了政府是“企业家政府”，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浆的新型观点。从对政府功能的重新界定及其权力分散化的角度来看，它体现出一种追求“领导化”的趋势。这就使得中国行政管理处于一种相对尴尬的境地，是先填补上“韦伯化”这一课，以解决比较紧迫的现实问题，还是直接以新公共管理模式为参照进行行政改革，这成为一个两难的选择，毕竟这种以现代化为特征的政府类型也是我们所需要的。鉴于现阶段中国行政管理的实际状况，着手于标准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构，完善公务员制度，培育娴熟的行政管理专家，理顺行政运行机制，明确职权划分，规范行政官员的行政行为是当务之急，也是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作重心，与此同时，提高行政官员(尤其是高层官员)的领导素质也是不容忽视的。
